【百道網·俞曉群專欄】談到交友，有朋友說，到五十歲年齡，他的朋友圈不再輕易接受陌生人，一是好朋友已經不少，足夠他一生享用；再一是來日時光有限，再深交好友的機會已經不多。

是啊，以常情而論，時間是一個不可逾越的常數，五年只是了解，十年則為深交，二十年才是一輩子的朋友。回憶我半生結交朋友，達到二十年以上且不離不棄者，單以“書友”為記，人數實在屈指可數。那么何謂書友呢？我的界定是以書結交，在一起做與書相關的事，且志同道合者，是為書友。這里要剔除一些純商業性的職業交往。那么隨著時間流動，幾十年書友聚聚散散，還會剩下誰呢？

先說王輝，他是沈陽日報讀書版編輯，筆名大輝。他因為喜歡讀遼教社的書而與我交往，我因為喜歡他的讀書版，并且時常為其寫文章而與他交流，二十幾年從未間斷。他最喜歡的書是“書趣文叢”和“新世紀萬有文庫”，還有《萬象》雜志，為此他曾寫文章《書人俞曉群》，品評我的工作。后來我寫文章《那一縷書香，怎消得獨孤寂寞》，回憶此前編書的往事，王輝又有文章《俞先生的十八聲嘆息》與我唱和，讓我感動很久。他的第一部著作《我的家園》，文字平和、脫俗而淡泊；他的第二部著作《三好集》，則以“文字老道”而回報流年碎影的磨礪。我到北京工作后，他依然關注我的書事，偶然交流，說到海豚社的好書和我的著作，他都非常熟悉，還會經常在《沈陽日報》選擇文章刊載。有觀點說，圖書編輯與媒體記者天然契合，相交容易，長交卻難，這當然是職業屬性使然。我與王輝相交經久不衰，可以相知、可以唱和，一定是重要的基礎。

再說沈昌文。我與他首次見面始于一九九〇年初，一次在《讀書》編輯部偶然遇見，那時沈公是《讀書》主編，事后趙麗雅帶話說，沈公對你印象不錯，看氣質不像某些社長趾高氣昂，希望能有機會合作。后來遼教社在《讀書》上發廣告，成為三聯的廣告客戶，但我們只限于職業來往。我偶爾會為《讀書》寫一點小文章，第一篇是《讖緯與〈讖緯論略〉》，被沈公退改三遍，他說文體不對，像是簡介，不符合《讀書》風格。其實許多報刊和出版社都有自己的風格，那時我確實不大會寫文章，還處于學習階段。直到兩年后，有一次沈公頗為正式地對我說：“你能抽時間為《讀書》寫文章嗎？”趙麗雅對我說：“沈公很少向人約稿。”后來經歷遼教社合作高潮，沈公幫助我們出版那么多大項目。但直到二〇〇三年我們交往十年之際，我的著作《人書情未了——一個出版人的手記》出版，請沈公寫序，他的題目是《出于愛的不愛和不愛的愛》，講到他愛三聯，卻不能再為三聯做事；他不愛俞曉群，卻為做事而彼此相愛云云。可見那時我們還沒達到“書友”的親密無間。直到此后十年，尤其是我進京來到海豚社，他為“海豚書館”寫序，題目是《過去與現在的“三結義”》，講到他與陸灝和我的書緣書情，講到如何傳承文化，服務大眾，文章字字催淚，個中情誼，遠遠超出一般性的職業合作。這兩年沈公號稱整理書房，他將其中幾萬冊書都交給我們保存，說道：“你們將來有機會辦書院，算是我的貢獻。”可見相交之深。

相交二十年的書友，還有陸灝。我們合作出版很多書，一直到目前還在出版的“海豚書館”。二十年你來我往、爭爭吵吵，我自感覺，情義越來越深。但陸灝思維在四次元空間游動，非我輩可以把握。近些年在同事中，陸灝已有“大王”之稱，年輕人時常請他帶路，巡游書山，他看上去很受用。前些天在上海，我們一起研究事情，他還說，曉群做書行，宣傳書行，書稿把關不大行，賣書掙錢好像也不大行。我笑著說，如果將來再做書事，就要請你把關定向，補充我的不足。他笑著回應，你這是想讓我得罪人。

再有林道群，他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總編輯。自一九九五年沈昌文引薦與香港牛津合作，從《牛津少年兒童百科全書》、“牛津學術精選”到“董橋作品系列”，我們合作編書，算起來也有二十幾年。一路走下來坎坎坷坷，朋友已經交得深厚。道群本人兼通中西學術，對書的認識深刻，我們編“新世紀萬有文庫”時，道群就是其中最年輕的編委，后來每每找書選書，我們經常向他請教。結交書友，能遇到道群這樣的人才，實為人生幸事。

我與王強交往，始于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那時他在新東方，早已名揚天下。我們時常見面，最初是與沈昌文、郝明義一起，聽王強講西方典籍，現在該引進什么書呢？他提到“負面烏托邦三部曲”《一九八四》《美麗新世界》和《我們》；還提到理查德?德?伯利的《書之愛》，以及他自己的著作《書之愛》，后者后來被徐曉改名為《讀書毀了我》，多年長銷不衰。二〇〇〇年我出版他的《王強口語》三卷，轟動一時。當時我寫文章《e時代二人談》，其中有一段寫道：

與王強接觸，本緣于近一年來，遼教社出版新東方《王強美語口語教程》，我們之間多次研討。其實，以新東方的顯赫聲名，王強的大作原本輪不上遼教社出版。但讀過盧躍剛《東方馬車——從北大到新東方的傳奇》的人都會知道，王強的綽號叫做“書癡”；如果再讀過他的作品《書之愛》，更會了解他的閱讀功力。他說，他是讀遼教社的《萬象》、“新世紀萬有文庫”等書，才樂于與我們接觸。幾次交流，我們談得最多的不是他的《口語教程》，而是傾聽他用那動人的男中音，侃談關于“書”的故事。……我們評價，王強既是當紅的“授課天才”，更是一位“未來人物”，正如盧躍剛所說，王強所崇拜的是五四時期北大教授，辜鴻銘、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前輩，有人格，有個性，有文化；王強是一個讀書人，是北大校園文化的推動者，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新啟蒙”的積極參與者，是立志介紹西方文明以啟蒙國人的人……于是，我們不但在出版王強的《口語教程》，還在互動“王強工作室”的誕生！

唉，說是鬼使神差，此后十幾年間，王強離開新東方，重新創業；我離開遼寧，到北京漂泊。后來我們由《書蠹牛津消夏記》再聚首，幾番交流，又回到“王強工作室”類同的觀念，二十幾年彼此心中存留，正如那句詩寫道：“早已有心在先，此次何須相約。”

還有一種交往，所謂“神交久矣”。比如鐘叔河，在我心中，我一直奉他為導師，也把他當做最好的書友。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們就為“國學叢書”向鐘先生約稿《載道以外的文字》，真正見面卻是在二十年后。記得二〇一四年，我們第一次來到長沙鐘先生書房，我見到“念樓”二字掛在門上，念者廿也，本意為書房地處第二十層樓。我卻愣住了，心中念叨著：相知相念二十年，此時我站在“念樓”門前，如此巧合，果真是二十年相約之意么？

作者：俞曉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