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編按】劉和平是國家一級編劇，也被稱為歷史劇“最強”編劇，花城出版社于2022年1月出版了囊括他四部作品的《劉和平作品集（精裝典藏本）》。著名作家、海南省文聯名譽主席韓少功在給這套文集的推薦語中說：“劉和平既是絕活藝人，又是精神旗手。他的劇藝敘事好看且耐看，給歷史復盤，為人性還魂，深刻剖示世道興衰之謎，傳承著一種美學上日見稀缺、卻必定歷久彌貴的風骨與誠懇。”

劉和平生在一個戲劇世家，他的父親是一名舞臺劇編劇，母親是舞臺劇演員。在長期的耳濡目染，以及飽讀詩書的熏陶積淀下，結合自身對歷史的敬畏心與獨到的文化創作視角，劉和平在對待歷史題材創作的態度上，一直帶著弘揚民族文化的責任心。因為對中國的政治思想史和哲學史都下過功夫，劉和平的作品內涵豐富，往往讓觀眾觀賞之后，回味無窮。

2022年1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劉和平作品集（精裝典藏本）》，囊括《大明王朝1566》《雍正王朝》《李衛當官》和《北平無戰事》四部經典歷史劇原著小說、劇本。其中，《大明王朝1566》揭示了中國傳統政治中儒道互補的運作規律，被歷史學界公認為是“對歷史學的研究和闡述已達到史學研究的前沿”；《雍正王朝》講述的是雍正皇帝成功改革以郡縣制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權與自耕農制度之間巨大的矛盾；《北平無戰事》是電視劇《北平無戰事》原著小說，講述中國命運轉折關口的史詩巨作；《李衛當官》講述的是出身卑微的李衛憑借他的機智與歪才在朝堂爭斗與理想之間開辟出一條另類的成長之路。

劉和平一直在寫歷史題材電視劇，他認為，這離不開我們國家數千年的歷史文化積淀和豐厚的歷史敘事資源，離不開悠久的重史傳統。在對歷史事件的不斷發現和對歷史人物的重新闡釋中，歷史劇往往寄托著后人對歷史的感悟、思考，以及對現實社會和復雜人性的關照、揭示。每一代人都在重新解釋歷史。隨著每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的到來，人們都會對歷史人物和當時發生的人與事有更深層的了解。

歷史學家陳寅恪說過一段話，讓劉和平感觸極深：“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于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必須具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了解之同情，這就是劉和平的歷史觀。他表示，研究任何一個階段的人和歷史，首先要全面深入地了解，然后站在“同情”的角度，不要輕言批判和否定。“此外，不要簡單地說什么時代發生了哪些事情，而應該更多地去了解不同歷史階段的文化思潮，這樣才能更接近于歷史的本質。”他說。

劉和平的作品魅力源自何處？其創作理念是什么？他是如何處理歷史與現實的關系，讓史劇做到格外“真實”的？

國家一級編劇 劉和平

對傳統文化的熱愛深入骨髓，在大河文化中探尋個體責任

人類的歷史發展到今天，基本上可以把人類的文化分成三大歷史文化形態，分別是大河文化、海洋文化和草原文化。大河文化是以農業文化作為主流文化的文化形態，中國人幾千年來都是內向型的農耕文明，所以中國就是典型的大河文化，而且幾千年來中國的文化都以大河文化為代表，并一直領先于世界。在春秋時期，中國大一統之前，曾經有兩種精神支撐著中華民族：有話語權的貴族們有貴族精神，沒有話語權的中下層的人有騎士精神。如果用兩個字說，貴族精神表現就是“禮”：講禮，講規范；沒有話語權的人講“義"：義氣、道義。而在大一統之后，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定儒家哲學和儒學精神作為大一統漢王朝的國家哲學和國家精神。這是一種維持中華民族生存了兩千多年的精神，最重要的是培育出了士大夫精神，特別尊重知識，特別尊重人才，以讀書人的思想為國家的思想，以讀書入的行為作為規范大家的行為。而所謂的士大夫精神可以概括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如劉和平所言：“在歷史轉型時期，我們這個民族在逐漸丟掉幾千年來大河文化留給我們的歷史精神遺產，包括優秀的傳統文化；我對傳統文化的熱愛深入骨髓，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也是許多中華民族的傳人不愿看到的……”所以，劉和平的這三部作品都是以大河文化作為一種基本的歷史文化形態。

《雍正王朝》往前推進劇作的每一個情節，從治理黃河水災、追繳國庫欠銀、九子奪嫡、改革稅收政策、推行攤丁入畝法、八旗議政等等都是建立在傳統農耕文明這個大前提之下的。而雍正皇帝本人作為一個滿人皇帝，卻以儒家文化治國，重視科舉，重用漢臣，特別是對張廷玉的重用，都凸顯出雍正和清朝對于人才和知識的尊重，從該劇中也能看出劉和平對于大河文化士大夫精神的體現和傳承。

《北平無戰事》所處的歷史時期則是在鴉片戰爭裹挾著工業文明敲開中國農業文明大門后，中國文化進入快速轉型期的階段。在這個時期，雖然經歷了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等解放思想的洗禮，科學技術也在不斷發展，也獲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中國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人理事國之一，儼然一副世界大國的姿態。但中國的國情實際上仍舊停留在大河文化和農耕文明下的狀態，名義上三權分立的中華民國，實際上是軍閥割據，一人獨裁，整個中國仍然處于家天下的狀態，政治方面是蔣家獨大，國家財政大權是孔宋兩家把持，而國民黨黨務機構則有陳家兩兄弟掌控。同時在劇中方孟敖的貴族精神和騎士精神的展現也正是幾千年大河文化下結出的豐碩果實。

《大明王朝1566》里就更為貼切地抓住了大河文化歷史文化形態下的特征，在情節方面，編劇劉和平對于這段曲折離奇的歷史細致的描述都是建立在農耕文明的大邏輯下的。劇中兩個推進劇情發展的最重要的事件：“改稻為桑”政策和胡宗憲帶領戚家軍抗擊倭寇事件就鮮明地展現出了大河文化在面對海洋文化沖擊時拼命反抗的狀態。而劇中海瑞則是大河文化下的精神文化遺產——士大夫精神最形象的代言人，他剛正不阿，用自己的行動和生命詮釋了什么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大明王朝1566》劇照，倪大紅飾演嚴嵩

在劉和平心中，雖然個體在時代的大潮下不過是滄海一粟，顯得十分無力和被動。但是即使在一個無力的時代，只要依然還有人身體力行去堅持表達那些在我們的歷史長河中培育出的優秀民族精神，那么也許就能夠讓整個時代產生一絲撼動，更能夠讓整個民族為之自豪。這不僅僅是一種對生命的信心和勇氣，更是對這種寶貴的民族精神的至高贊賞和追求。劉和平的劇作強調的并不是簡單直接的道德水平，更不是討論是非對錯，而是在探尋著更為深刻和廣闊的責任。

堅持以“人性”為紐帶的大歷史觀，以歷史精神關照社會現實

美國文化批評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說過，“文化領域的真實功能，在于把具體世界里的諸般現象以鏡像的形式反射在自身之上。這些形式包括虛有其表的假意類同，批判諷刺的尖銳控訴，以至于透過一種烏托邦式的創楚痛斥現存世界之腐朽。”歷史劇的創作人員在創作過程中往往有意或者無意地試圖去干預歷史真實，從而尋求更好的藝術效果，來體現藝術真實。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在歷史題材劇作中尋找和把握到一種歷史精神，一種能夠讓當下的我們把歷史同新時代的社會和生活聯系起來的精神，從而讓當代人更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生存空間和生存環境。而能夠將歷史與現實“完美”結合，充當起橋梁和紐帶作用的就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依然閃閃發光的普泛的人性，一個優秀的歷史正劇文本應該以此作為歷史與現實“對接”的紐帶。

可以說，“大歷史觀”就是指從個體人物的人性入手，建構起歷史與現實的橋梁，從而用歷史的科學精神來關照社會現實，并傳承歷史精神。

《雍正王朝》就在這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嘗試，將鏡頭聚焦到胤稹這個改革者的人物內心世界。作為一名改革者。胤稹眼前需要面對的是各種復雜的現實矛盾、各種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以及由不同利益群體組成的“盤根錯節”的關系網，雖然貴為天子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但面對如此復雜多變的政治格局和形式，需要他付出超人的精力和智慧，才有可能完成改革的重任。而且即便他完成了改革的重任，因為他打破了現有的秩序以及得罪了大多數的既得利益者，很大程度上也會讓他遭到人們的誤解，甚至會臭名昭著。劉和平著眼于胤稹的內心世界，突出了胤稹在進行改革的過程中內心的痛苦和孤獨，從而讓當下正處在改革時代中的觀眾有了更多的共鳴。

這得益于劉和平堅持著“大歷史觀”的理念，將當代人的所思所想和時代邏輯融入到了古代的人物身上，使歷史人物雍正走出了概念的軀殼，獲得了鮮活的生命。這讓更多的觀眾對歷史上的雍正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時，也讓處在當下改革時代的人們會對當代的改革家多一絲理解與認同。

《大明王朝1566》同樣也是因為劉和平從全新的角度重新解讀了現實與歷史的關系，才得以在觀眾心中引發強烈共鳴，獲得高口碑。這部劇通過表現“三大權力交鋒”來折射嘉靖、海瑞和內閣成員的“困境人生”，通過一個王朝的興衰來抒發當今文化轉型時期一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正如劉和平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研究歷史就是為了有助于今天重新認識歷史。嘉靖二十七年不上朝還能緊握軍政財大權，這種體制的背后存在一種什么樣的歷史本質，時代要求研究它。”《大明王朝1566》通過表現人性如何在權力的網絡中彰顯或扭曲，從而大膽質疑和無情拆解了中國傳統道德倫理和“家國不分”的權力體制。同時也通過塑造海瑞精神這把利劍借古諷今，表達出對于當下缺乏海瑞精神的痛心，以及強調海瑞精神對于時代發展的重要性。

《大明王朝1566》劇照，陳寶國飾演嘉靖

在《北平無戰事》當中，劉和平依然沒有忘記關照社會現實，劇中的追查北平貪腐案情節就映射了當下的時代和社會貪腐現象嚴重的問題。而劉和平在劇中核心要凸顯的便是方孟敖和梁經倫身上的中國傳統騎士精神，這也正是基于他在創作上的“大歷史觀”理念。正因為劉和平秉承高屋建領的“大歷史”觀，在“大歷史”背景上描繪一個瀕臨崩潰的政權如何自救以及為何無法自救，才讓《北平無戰事》脫穎而出。

塑造的人物都是孤獨者，擁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廣東省作協副主席、文學批評家謝有順認為，“文學是個體敘事……對于我們這個長期被歷史總體性支配的民族來說，如何把個人從‘群眾’中拯救出來，使之獲得個體的意義，這是文學的基本使命之一。”劉和平在自己的劇作中始終堅持探究復雜人性，到了后期，他對于人性的理解也越來越深入，關注的面也越來越廣，不再僅僅局限于探討大人物，而是把眼光放到了一些可能無法在歷史上留名的小人物身上，從他們的身上探討人性的復雜——這樣其實更有說服力。

例如，《雍正王朝》里的胤稹并不像其他影視劇那樣，把胤稹臉譜化成英明神武的賢君或者是弒父殺君篡改遺詔的腹黑人物，在劉和平筆下，胤稹會故意裝病逃避康熙委派給他的追查刑部冤案的工作，也會秉公執法追繳戶部所欠銀兩；他既會對一個侍女喬引娣流露真情實感，也會在明知道年秋月另有所愛的情況下依然完成了這樁政治婚姻；他既是一個勤勞勇敢的改革先驅，也是一個獨斷專權的強硬領導。

同樣，《大明王朝1566》中的嘉靖被塑造成了一位圓形人物，他知人善用、抵御倭寇、懲治貪官，但同時他也獨斷專權、迂腐狡詐、迷信方術，是一個唯我獨尊的封建帝王。而海瑞在劇中雖然看上去是一個“道德境界的孤獨者”，道德完美，沒有瑕疵，但實際上劉和平筆下的海瑞是一個立體的人物形象，我們依然能看到他的自私、狹隘和不懂變通，看到他在感情生活方面的缺失和不足。

在《北平無戰事》中描寫的方孟敖就更是充滿著復雜人性的一個人物形象，在該劇中除了描述了王牌飛行員方孟敖在北平和平解放事業中做出的不懈努力外，還用了大量的筆墨描寫了一批身處特殊戰爭年代下的中共地下黨員、愛國師生代表和國民黨各方勢力代表。他們稱不上是英雄，沒能名留青史，但個個都是有血有肉，都值得被尊重和銘記。

再從人物的塑造上來看，劉和平對于復雜人性的把握也是越來越準確。《雍正王朝》一劇中，雍正的對立面是以胤祀為首的“八爺黨"，他們以權謀私、煽動朝綱、犯上作亂等，“八賢王”美名的背后盡是見不得人的無恥勾當。通過這種正反對比更襯托出雍正的正面形象，形成非常明顯的二元對立關系。而在《北平無戰事》中，劉和平沒有繼續再沿用如此簡單的二元對立模式，而是將影視作品中傳統意義上被直接定性為反面人物的國民黨方面的人物角色都描寫地有血有肉、繪聲繪色，所以劇中有各種各樣不同性格的國民黨人員，有如軍統出身的馬漢山這樣重情重義的貪官，也有像北平警察局局長徐鐵英這樣老奸巨猾一心謀私但也照樣出盡洋相的大反派，更有像梁經倫這樣為報知遇之恩不惜雙面臥底的經濟學家，和曾可達這樣誓死效忠為國為民的理想主義者。還有方步亭、何其滄、方孟韋等，他們雖然都在國民黨內擔任重要職務，但都沒有助紂為虐，個個憂國憂民、有情有義。

可見，劉和平的劇作一直堅持探究復雜人性，并且逐漸深入。他既做到了尊重歷史，妥善處理了歷史與現實的關系，同時又通過不斷挖掘人性層面的閃光點讓人物更飽滿，讓觀眾更易產生共鳴。劉和平曾在接受采訪時說，他“塑造的人物都是孤獨者，自己創作時進入到一個孤獨的狀態和境界，才能與這些孤獨者對話。”無論是《雍正王朝》里的雍正，《大明王朝1566》里的嘉靖與海瑞，還是《北平無戰事》中的方孟敖、梁經倫、蔣經國等，他們都是十分孤獨的，每一個人物都是劉和平在經過對歷史人物深刻思考后塑造的經典藝術形象。

劉和平對于歷史劇的創作，是在把握中國傳統歷史文化形態的基礎之上，表達對現實社會和復雜人性的關照，以及對歷史的感悟和思考。而這，其實就是劉和平推崇的陳寅恪一直以來所倡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本文除了花城出版社提供的資料外，還參考周澤宇的文章《“孤獨者”：劉和平歷史正劇人物形象研究》，薛莎莎、李宇清、劉延霞、張曉博的文章《劉和平訪談錄：傳統文化仍是我們的精神命脈》，鐘一的文章《編劇劉和平的堅守與底氣》。）

作者：劉瑞麗

編輯：道之

終審：令嘉